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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視察。18歲的蘇州中學學生周海江在家里的12寸黑白電視機機里看到了這個引領國家改革的充滿力量的身影，他心潮澎湃，決定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蘇州中學文脈昌盛，有著史學家胡繩、物理學家錢偉長這樣的畢業生，也曾有錢穆這樣的國文教師。最優秀的學生都會奔赴北京，求取功名走入仕途，或者苦讀留洋成為頂級的科學精英和專家。
作為當時蘇州中學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周海江的選擇在很多人看來不可理解。他選擇了南下，在保送深圳大學的名額被相關規定取消后，他又自己考取了這個新創立才1年的大學。后來，他在這里加入中國共產黨，沉浸于深圳改革創新的氛圍，并在創業生涯中將這種改革前沿的氣質一以貫之。
30多年后，作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紅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的周海江同樣做出了不同于其他企業家的獨特思考，用自己30多年的創業經驗，寫就一本《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思考如何通過現代企業制度、企業黨建和社會責任“三位一體”的融合，探索一種適合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并超越西方的企業運行模式。
這種企業理論的創新，與其說是一種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智慧凝結和責任擔當，不如說是一種樸素的家國情懷在這位共產黨員身上的展現。
紅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周海江
履行責任才能“民心相通”
檢驗一家中國企業的“品質”，最好的方式是，看它在國外，是否也和國內一樣會“如魚得水”。
2016年6月7日，由紅豆集團等中柬企業投資建設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簡稱：西港特區）迎來了“百家企業入園”慶典。
近年來，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多次提到西港特區。2015年04月，習近平在雅加達會見柬埔寨首相洪森時強調，“在‘一帶一路’框架內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運營好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2016年10月，在對柬埔寨王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習近平在柬埔寨《柬埔寨之光》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也提到，“蓬勃發展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是中柬務實合作的樣板。”
西港特區2008年2月奠基，總規劃面積11.13平方公里，紅豆集團是主要投資方。在柬埔寨，西港特區被當地人民稱為“柬埔寨的深圳”，洪森曾多次表示“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是我的親兒子”。
西港特區很“牛”，但“牛”的背后是它完美地實現了商業價值和社會責任的統一。周海江對《南風窗》記者講了一個例子。在柬埔寨，罷工是一種常見現象，這個國家三個人即可成立工會。但在西港特區，從未發生過罷工，當地群眾根本不允許工會來園區串聯，從而破壞園區建設和生產。
迄今為止，園區已為柬埔寨當地群眾提供了1.6萬個就業崗位。周海江說，“民心相通”最基本的要求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場考慮問題。柬埔寨是一個勤勞和善良的民族，他們和我們中國人一樣，都希望用努力和汗水改善家人生活和自己的人生。中國企業挺進“一帶一路”，首先要考慮當地人民這種樸素愿望，并提供其實現的條件。
2016年2月，在聽取了周海江關于西港特區的匯報后，汪洋副總理曾評論說，紅豆是把黨的群眾路線帶到了國外。實際上，西港特區的國外案例不過是社會責任領域的紅豆國內經驗的復制。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員工下班
對誰去履行社會責任？
“先對自己的員工好”，這是周海江“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起始點。在上世紀末外來工尚不稀缺的年代，紅豆就開始給所有外來員工提供免費食堂，每年增加至少3000萬成本。
免費食堂源于一次車間檢查。當時正是午休，周海江發現幾名員工在車間茶水間吃自帶的饅頭和咸菜。“為什么不去食堂吃飯？”周海江得知，不是食堂飯菜不好，而是工人嫌貴，他們希望多省一點錢給弟弟妹妹讀書。
周海江說，很多外來員工心中都有一個從藍領到白領的夢。“農村孩子非常聰明，之所以打工，是因為家里窮，要讓弟弟妹妹讀書”。
于是，紅豆內部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階層晉升”機制。即在一線車間的優秀員工如果被評為“三星級員工”，就可以通過選送上“紅豆大學”，讀完“大學”即可從車間工人進入生產管理、質量管理、銷售等最基層管理崗位，實現從藍領到白領的“晉級”。
當前，“階層固化”曾一度引發中國社會的焦慮，紅豆在企業內部建立這一機制，極富“正能量”。
紅豆總部位于無錫市東港鎮，在這個8萬人口的小鎮，紅豆解決了當地十分之一人口的就業，全鎮65%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在紅豆上班。在中共無錫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周建軍看來，紅豆之“大”，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紅豆和周邊社區營造了一種“大家庭”和諧關系。
長期以來，太湖地區是傳統的輕工業中心，污染問題相對嚴重，紡織業尤甚，但紅豆是“例外”。這得益于紅豆在環保和資源節約方面不計成本的投入。
在無錫，紅豆最早設立了自己的4.2萬平方米工業園，并建立了萬噸污水處理廠和8萬噸給水處理廠。還主動關停一大批利潤較高且符合環保部門“硬性標準”的項目，如印染、電池和電鍍。
在中國的民營企業中，紅豆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對社會責任，比如環保有種近乎偏執的執著。這或許和一個讓紅豆人悲傷的故事有關。
《南風窗》記者在采訪中的得知，紅豆集團的前身是集體企業港下針織廠，創始人之一是周海江的祖父周林森。周林森是當地出名的棉花匠，在1950年代末便帶領工人把港下針織廠發展成為一家頗具規模的小工場，但英年早逝。由于當時技術條件和工作環境的局限，長期的彈棉花工作讓周林森落下了損害呼吸系統的毛病。
在中國的企業界，過去創業艱辛很可能轉化為企業兩個截然不同的傾向。一是對利潤的過分索取，以彌補過去的失去；二是艱辛的創業，剛好讓企業更懂得對社會的擔當和對他人的關懷。紅豆選擇了第二種。
現代企業制度必須“制度選人”
周建軍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表示，周海江的父輩、祖父輩都曾是企業的掌門人，但這并不是家族企業“父傳子”，而剛好是這家企業不斷實踐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的理性選擇。這是一種“制度選人”。
2004年，紅豆集團“海選”總裁。當時，紅豆集團黨委書記是周海江的父親周耀庭。實際上，當時的周耀庭清楚，通過這種“海選”，兒子完全有被“選掉”的可能性。而且，所有的選舉者和候選人事先并不公開。
經過初選，符合條件的候選人一共有21位。控股層的50位大股東組成了評委。周耀庭只對50位股東代表說了這樣一句話：“相信股東們不會拿自己的錢開玩笑，一定會選擇那個最適合企業發展的人，而不是受其他因素影響。”選舉過程，異常激烈。最終階段，周海江以49票的絕對多數當選。
宰相起于州郡。中國政治傳統遴選人才的標準，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和現代企業制度中相吻合的。因為，理性的股東一定會選擇那個獨當一面，對企業有深厚感情，最好曾操刀大型改革，善于處理棘手問題的年輕才俊。
1987年，周海江成為了江蘇省改革開放以后第一位辭掉公職的大學生，他從河海大學教職上離開，回到了港下針織廠。
到了2004年海選之前，周海江已主持了紅豆第一家上市公司“紅豆股份”的上市，還成功過實施了對上海申達摩托的并購，其分管的子公司長期在全集團位居首位。此外，還分別脫產半年在中央黨校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學習充電。
股東的選擇是明智的。現在的紅豆已成為中國實體經濟的典型代表，和其他一些民營財團不同，在集團的總量中，50%是傳統的紡織服裝，30%是橡膠輪胎，生物制藥占了5%，而其他僅占15%。2016年，紅豆的納稅額比2015年還增加了1.2億。
周海江認為，紅豆的崛起，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國家大勢，也得益于這家曾經的鄉鎮集體企業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實踐。但這一制度也有其缺陷。
在《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一書中，周海江指出，現代企業制度有著資本過度逐利，造成負的外部性的問題，比如“不誠實的”東京電力的股東和高管；勞資矛盾也可能推高交易成本等等。對民營企業來說，現代企業制度是“基礎建設”，在此基礎上，黨建可以幫助有效規避這一制度的很多缺陷。
黨建，關鍵時刻推企業一把
周建軍告訴《南風窗》記者，集體經濟曾是蘇南模式的典型，但隨著1990年代末期股份制改造的進行，很多企業的黨建不斷弱化，但紅豆沒有。民營企業解決中國大部分的就業，黨建工作必須要鞏固這一陣地。在民企搞黨建，關鍵是要把黨建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優良的黨建甚至還挽救過企業。紅豆本是一家集體所有制企業，股改之后，股東曾一度多達1000多人。但很多股東對股權的概念其實含糊不清，認為股權可以向銀行存款那樣隨時取回。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蘇南部分區域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盡管紅豆自己問題不大，一些股東擔心企業出問題，紛紛提前要求退股。對當時的黨委書記周耀庭來說，問題處理稍有不慎，可能引發鏈條式反應。
周耀庭對股東們打了一個比方：一頭牛被大卸八塊之后，它就不再是牛了。這個比方是對股東進行一次股權“啟蒙”，更重要的是，他緊急召開了黨員干部大會。
在大會上，他說，黨員股東和黨員干部，絕對不能像普通員工一樣，你們是企業核心和中堅。你們失去信心，本來沒有問題的企業也就趴下了。最終，這次黨員干部大會挽救了企業。
實際上，聯想到當時蘇南基層金融的混亂，股東基于風險規避的退股需要，也不過是他們的一種“理性行為”。但這種“短期理性”，卻會毀滅一家優秀公司和一方水土的長期利益。
當時的蘇南，企業崩潰不外乎兩種模式，一種是被銀行逼債“逼垮”，一種是被股東退股“分垮”。而黨建使紅豆部分股東放棄了這種“短期理性”。這個20年前黨建案例，被周海江寫入了他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中。現代讀來，依然讓人感慨。
紅豆黨建的框架是“一核心三優勢”，所謂“一核心”，即集團黨委作為企業的政治核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三權分設，互相制衡。“日常經營管理黨委不做任何干預，黨委的任務是確保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企業百分之百地貫徹和落實。”周海江強調。
紅豆基本上踩準了黨的大政方針所帶來的機會。上世紀80年代，趁著改革開放的東風，紅豆產值連年翻番；90年代鄧小平南巡之后，組建集團，產權改革；2001年，國家資本市場開放，紅豆迅速擁有第一家上市公司；現在，國家推進“一帶一路”，西港特區成為“柬埔寨的深圳”。
2012年10月，中組部印發《紅豆集團探索構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實踐與啟示》的通知，向全國推廣該集團黨委探索的“現代企業制度+黨的建設+社會責任”的模式，這是全國民企在黨建領域享受的最高殊榮。
2016年7月1日，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紅豆集團黨委書記周海江，與來自全國各地的黨員一起接受習近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表彰，周海江榮獲中共中央頒發的“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
一家三代的紅色情懷之下，也是創業家精神。在學生畢業典禮上，深圳大學前校長章必功經常將馬化騰、史玉柱和周海江這三位杰出校友并列來談，以其作為后輩的楷模。
在外人看來，這三位校友差不多代表著中國企業家的三種模式：一種是借世界科技潮流之勢搞中國式創新的洞察力，一種是背靠母國大市場搞營銷創新和要素套利的靈活性，而第三種則是扎根實體做大產業的家國情懷。
30年前，少年周海江曾是蘇州中學學生干部中的最高“官員”校團委副書記，在別人眼中，他會走仕途。但他最后的選擇說明，如果真的熱愛這片土地，隨著國家的進步，報效國家可以走的道路其實不止一條。
探索和實踐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聽黨話、跟黨走，迎綠燈、走正道，就是這樣一條愈發寬廣的大道。
對話
《南風窗》：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種觀點，即中國企業不如中國經濟那么出色。你在書中提到，中國企業必須“三自”，怎么理解？
周海江：“三自”的經驗分別是自主創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資本。
首先是自主創新。自主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創新不一定賺錢，但創新能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領先就能盈利，這才是實體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其實，西方的大公司，本質上就是通過創新基礎上的“壟斷”來獲取高利潤的。
目前，紅豆旗下的行業已從七八個縮減到了三四個，我們沒有盲目擴張，而是在各個板塊都通過自主創新做到行業領先。
第二是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建立對于企業而言也至關重要，這是關系到企業能否“走出去”的關鍵所在。在世界經濟環境中，品牌是各產業鏈的鏈主，只有擁有了自主品牌，才能把握國際產業分工的主動權和主導權。中國企業未來要做的一定是品牌，否則你永遠被整合，而無法整合別人。
第三是自主資本。企業茁壯成長，需要金融活水澆灌，所以，紅豆集團在做強實體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金融產業。我認為，中國民營企業要采用直接融資模式，通過資本市場收購兼并，讓企業獲得更快發展。通過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企業往往缺乏自主權，不容易做大。
此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提到了通過資本市場去杠桿的問題。當前，企業負債率偏高，通過合法的方式推動資產證券化，也能一定程度能為改革和實體企業的復蘇提供轉圜的空間和時間。
《南風窗》：紅豆已是中民投股東，并且也成為蘇民投（江蘇民營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發起人。為什么會開始做資本運作？
周海江：投資在紅豆的布局中，比例并不高，紅豆的資本運作也不算積極。我們在A股只有兩家上市公司，和另外一些民企相比，差得很遠。
紅豆一直以實業為主，兩家上市公司都是我們自己慢慢做大，才登陸資本市場的。紅豆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光是IPO排隊就排了5年。盡管已經是細分行業第一名，但沒有找任何非正常途徑上市。在排隊期間的納稅已經超過融資額。
參股中民投和發起蘇民投，主要是考慮到民企目前面臨的一些現實。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政協委員時，用“親”“清”兩字闡明新型政商關系，這給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民間投資不積極的大背景下，民企抱團進行投資有兩個積極意義。一是單獨的民企實力不夠，抱團投資更有可行性。現在的投資，往往是小項目過剩，而著眼于供給側創新的大項目卻又不夠，只有抱團才讓民企有機會投大項目。
“抱團”也等于把民企信用進行聯合，在與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一家民企的信用和實力不夠。政府可能有顧慮，不會把大項目給民企，但聯合體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外，民企的聯合也等于讓民營一方利益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建立“親”和“清”的新型政商關系。
《南風窗》：中國企業家越來越流行“圈子文化”，比如某某會，某某協會，有人說它們是中國最頂級的商業圈子。你參加了嗎？
周海江：沒有，除了工商聯的活動，我很少參加。我主要做的還是實業，可能和他們做的有些不一樣，平時也非常忙。
《南風窗》：作為民營企業家，這么熱衷于搞黨建，不怕其他企業家朋友對你有看法嗎？
周海江：很多企業家的確會很好奇，但這是因為以前一些企業的黨建給外界造成了成見，認為是作秀。企業搞黨建，一定不是作秀，一定不能是應付。
如果企業通過搞好黨建，真正做到了“一核心三優勢”，走得正，吃透并緊跟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從搞黨建中獲得了發展的政治優勢。那么，他們就會真正理解黨建對于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義。
民營企業搞黨建，跟黨走，一定不是要跟著官員走。紅豆和政府部門打交道，都是和對方黨委班子的集體碰頭，透明、公開，沒有私人的利益。在這一輪反腐中，有的企業吃虧了，但紅豆卻通過健康的黨建，顯示出了企業的政治優勢和發展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