櫛風沐雨,砥礪前行,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歷經輝煌四十載。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已逐漸成長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
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新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肯定廣大民營企業家敢為人先、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給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們吃下“定心丸”,注入“強心劑”。
回望來路,統戰部經濟局和人民網聯合推出融媒體欄目《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民營經濟要走向更加廣闊舞臺》,邀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民營企業家,分享其創業之路的艱辛與成就,透過民營經濟的發展感受最具活力的時代脈搏。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紅豆的今天,也沒有我個人的今天。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就是民營企業最大的機遇。”回顧紅豆集團的發展歷程,周海江感慨萬千。
作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實踐者,紅豆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入選了全國工商聯發布的《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名單》。從東港鎮的小手工作坊,到橫跨紡織服裝、橡膠輪胎、紅豆杉大健康、園區開發商業地產4產業板塊,擁有10萬員工、3家上市公司、3個馳名商標,紅豆集團歷經40年改革開放始終保持蓬勃生機。
堅守實業六十年,紅豆集團創造的不只是輝煌業績,還有寶貴的經營理念和創業哲學。用周海江的話講,一路走來,紅豆不變,不變的是始終堅定信心,聽黨話、跟黨走;同時,紅豆在變,變的是勇于改革創新,搶抓機遇、加快發展。
紅豆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
在實踐中求進——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紅豆的今天”
1957年,周海江的爺爺周林森以彈棉胎、扎笤帚的手工作坊起家,成立港下針織廠。后來市場跌宕起伏,港下針織廠艱難求生,幾次面臨停產狀態。直到1983年,周海江的父親周耀庭臨危受命,抵押自家房產,借錢買回一噸棉紗,使這個瀕臨倒閉的小廠起死回生。
談起童年往事,周海江記憶猶新。 “當時,我父親當了廠長后,家里經濟條件反而差了,幾年來不僅沒拿回家錢,還從家里拿錢用于工廠的開銷,因為他下定決心要救活這個廠。”
“有一天,父親一大早就把我和我弟弟叫在一起說,家里只能支撐一個人上學了,你們商量商量。 我還沒反應過來,弟弟就說我哥哥一直是三好生,讓他繼續讀書吧。” 周海江說,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父親周耀庭對工廠實行了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實現了從小小的針織廠到現代企業的蛻變。
20世紀80年代,大學教員被人看成是“金飯碗”,然而畢業于深圳大學、在河海大學任教的周海江毅然辭職回到港下鎮與父親一同創業。
因為在深圳讀過大學的周海江深受改革開放思想的影響。他認為,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的今天就是內地的明天。“當時,我的家鄉有位大學畢業生在深圳工作,兩三年的工夫便做到了企業的總經理,令人羨慕。可是好景不長,他沒做兩年不當總經理了。雖然不了解內情,但是給我的感受就是工作再沒有什么‘鐵飯碗’,能力才是最好的‘飯碗’。”周海江也因此被媒體稱為“改革開放后全國第一個辭職的大學教員”。
在改革開放春風的沐浴下,紅豆不斷發展壯大。周海江介紹,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紅豆6月16日率先成立了江蘇省首個省級鄉鎮企業集團。
1993年紅豆實行股份制。這一改革創新,率先突破了“蘇南集體經濟模式”產權不明晰的發展瓶頸,讓企業煥發出了勃勃生機,成為“新蘇南模式”的代表。
事實證明,紅豆1993年進行股份制改革是對的。
紅豆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接受人民網專訪。
1995年,在中央浦東開放開發政策的感召下,紅豆收購上海申達摩托車廠,成為當時民企兼并上海國企的范例。紅豆因此實現了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
1997年,紅豆集團被列入國務院120家深化改革試點企業。
2005年,周海江作為首位內地紡織服裝企業家,登上《福布斯》雜志的封面人物,標志著紅豆成為中國紡織服裝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代表。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紅豆的名字也經歷了一系列變化,從最早的港下針織廠,到無錫縣第四針織內衣廠,無錫市太湖針織內衣總廠,江蘇省紅豆針紡集團有限公司,江蘇紅豆集團有限公司,紅豆集團。周海江說,企業名字的變遷,一方面反映了紅豆做強做大的過程,另一方面反映了國家逐步改革開放的過程。
紅豆集團紅豆工業城。
在創新中求變——
“從產品技術創新到現代企業制度創新”
周海江說,紅豆的發展之路是一條創新之路,是緊跟時代腳步走出來的,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紅豆走技術和產品的創新之路。
20世紀80年代,紅豆開始注重技術和產品的創新。當時,蘇南鄉鎮企業模式比較靈活,但是質量、技術方面不強。1986年,紅豆請來上海中華第一棉紡廠原廠長和其他12位老師傅親臨工廠指導,負責把關每一道工序,全面提高產品質量。為了留住這批有經驗的老師傅,紅豆不僅負責他們的食宿,還給每人每月500元的報酬,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筆巨資。1988年,紅豆推出自己的第一個專利產品——護士衫,迅速風靡全國。新產品推出后,紅豆年利潤從一年幾十萬元,發展到一天凈賺10萬元。
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紅豆走體制、機制創新之路。
20世紀90年代,紅豆提出“四制聯動”,即:母子公司制、活成本死比例——效益承包制、內部市場制、股份合作制。
母子公司制:原來的鄉鎮企業非常靈活,我們希望做大。1992年,在我們達到一個億之后,就成立了集團。而做大之后,企業變僵化、不靈活,效率降低。于是,提出“母子公司制”,母公司發揮規模優勢,充當航母,作為載體;子公司發揮靈活優勢,分別成為一個作戰單位,兩種優勢集中發揮。
活成本死比例——效益承包制:比如總銷售額1000萬元,利潤100萬元,費用開支80萬元,集團即以8%的比例對子公司考核,如在這個范圍上有余,即作為獎勵。
內部市場制:走出車間門就是國內市場,走出工廠門就是國際市場。周海江說,比如我們都是紅豆子公司,我是成衣車間,你是織布車間,我可以買你的,也可以買外面的。因為原來計劃經濟時,強調內部的一定要賣給自己內部。紅豆實施“內部徹底市場制”,培養了企業市場競爭能力。
股份合作制:當時所謂合作是建立在勞動合作基礎上的股份合作。紅豆主動改革,提出“增量擴股”,即在1993年以前紅豆的資產全歸政府,紅豆員工以及全港下村民可以“增量擴股”的方式成為紅豆股東。
紅豆集團西服廠生產流水線。
第三階段,21世紀,紅豆進入制度創新階段。
2004年,周海江出任紅豆集團總裁,引領紅豆進入制度創新階段。“現代企業制度、企業黨建、社會責任”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構成了紅豆發展的新思路、新格局。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較好協調了內部各方的利益關系,但是有局限性,不能完全保證外部利益,所以就產生了較大的負的外部效應。”周海江說,把黨建引進來,發揮好黨組織建設的政治優勢,就可以積極地轉化為企業的機遇優勢、人才優勢和和諧優勢。
這樣既保留了源自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長處,又避免了現代企業制度“只注重內部利益、不保證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弊端,實現了企業利益與國家、民族和社會內外部利益的一致性。同時,企業還要履行好社會責任,促進企業與自然、企業與社會的和諧。
“創新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周海江說,在新時代,紅豆還將沿著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黨建中求興——
“黨的方針政策就是民營企業最大的機遇”
在周海江眾多的頭銜中,他最珍視的是“黨委書記”。“在我還沒有當上董事局主席時,我就已經是好多年的黨委書記了。”他說,企業要發展,關鍵在黨的指引。
“黨建抓得好是企業團結人、凝聚人、激勵人的一個重要的現代管理手段,能夠促進企業發展。”周海江說,在這一點上, 紅豆集團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他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紅豆周邊的一些企業集團紛紛倒閉。紅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企業的干部、員工開始人心浮動。作為集團黨委書記,父親周耀庭給紅豆集團黨委上了一堂黨課。困難面前,紅豆的黨員干部應該如何做?我們認為,只要黨員干部繼續保持艱苦創業、團結拼搏、開拓創新的精神,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關鍵時刻,黨員起到了關鍵作用,大家倍受鼓舞,紛紛表示有信心戰勝困難。在這次危機中,紅豆做到沒有一分錢欠息,沒有一分錢的逾期貸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周海江作為黨委書記,第一時間召開黨委擴大會議,認真學習、領會黨的最新方針政策,思考企業下一步該如何發展。同時,紅豆每周開展國內外宏觀形勢分析會,讓廣大黨員干部了解國內外動態及企業決策,統一思想、鼓舞士氣,激發干部員工的斗志和積極性,從而使企業在金融危機中保持了平穩快速發展。
黨建強,企業興。在周海江看來,黨建之所以能夠引領民營企業發展,是因為“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就是民營企業最大的機遇”。
“聽黨話、跟黨走,這是我們發自內心的。一路走來,是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讓紅豆抓住了一輪又一輪的機遇。”周海江強調,“黨和國家鼓勵我們干什么,我們就要去干什么。我們的機遇要從黨的方針政策里面找。”
對于企業未來發展,周海江談到,紅豆的發展定位是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打造“四個紅豆”,即:千億紅豆、智慧紅豆、美麗紅豆、幸福紅豆;實現“八方共贏”,即:股東、員工、顧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環境、社會(社區)等八方建立共贏關系。
站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歷史節點,周海江對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充滿信心。“只要聽黨話、跟黨走,講正氣、走正道,我們就一定會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他堅定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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